各个商业行业所奉的行业神大致如上所述。至于其祭拜情况，根据各个行业的会馆碑文所记无非是于某神“圣诞”之日，同业公议，各出份金若干，敬备花果，演剧团拜等等。所谓“借伸事神之敬，而联同业之欢”。宋元以来的各地商人不仅热衷于财神、妈祖、行业神的崇拜，对于社会上其他淫祀活动也多积极参予。以广东为例，当地有“粤人尚鬼，而佛山为甚”的说法，据乾隆《佛山忠义乡志》所记，佛山的工商业者，稍有财产，即标榜相高，美饰居室，增广宗祠。酬神赛事，无月不有。乾隆年间，佛山一年祭祀的日子有天，大规模的迎神赛会有次。频繁的迎神赛会的巨额开销“动破中人之产”，大部分分摊在工商业者身上。也正是由于商人在财力上的支持，才使这些行业崇拜及其他祭神活动得以延续不断，成为民间信仰和商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商人的文化生活

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人的社会地位总的来说是不高的，但在经济上他们却是富有者，正因为如此，即便是一般的中小商人，也能维持一种小康富足的生活水平。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他们往往追求精神享受和文化娱乐，如看戏、听曲等等。至于那些富商大贾，在极尽奢侈的物质享受以及送往迎来的商务之余，也需要精神调济。尤其出入官场和生意场合，为了显示身份、风度，他们往往极尽附庸风雅之能事，如吟诗作画，著书刻书，修建园林，组织戏班等等。另外明清时期一些大的“儒贾”由于出身于知识分子，更是热衷于传统儒学的诵习；而商人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诸如商业招牌、字号、市语之类的商俗文化；甚至由于商人的推波助澜而在某一地区形成特殊的青楼文化。所有这些就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商人文化生活。

商人的藏书、刻书与著述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著名藏书家、刻书家，这其中就有商人。商人不仅不惜重金收购古籍，妥善保存，还想方设法帮助学者编书、刻书。有的商人在经商之余，跻身于学者之流著书立说，成为学问家，为繁荣我国的图书文化市场作出贡献，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文化生活。在这方面，成绩最为突出的，当属明清时期的盐商。

在清代的扬州，有马曰(字秋玉、号谷)、马曰璐(字佩兮，号半查)兄弟。他们原籍安徽祁门，因经营盐业而积资巨万，时称“扬州二马”。《清史列传·儒林传》说他们：“藏书甲大江南北”。当时全国有四大藏书点，分别是徐乾学的“传是楼”，王士祯的“带经堂”，朱彝尊的“曝书亭”，还有马氏兄弟的“街南书屋”。据记载，屋内藏书百厨，积万余卷。藏书家朱彝尊曾以藏书之富而得意，他在《曝书亭著录自序》中号称“拥书八万卷，足以豪矣！”但比起马氏兄弟藏书万卷，尚稍逊一筹。故史学家金祖望在《丛书楼记》中指出：“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昆弟所有，几几过之。”此说并非虚言。

乾隆三十七年()，朝廷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奉旨采访遗书，马曰之子马裕进呈藏书种，位居江浙藏书、献书最多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之首。比从《永乐大典》内辑出的图书多种还多余种。马家献书占《四库全书》的.%。次年，清高宗加以褒奖，御赐四家《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为示特别青睐，又赐马裕《平定伊犁御制诗三十二韵》、《平定金川御制诗十六韵》、《得胜图》幅，并御题《曷鸟冠子》诗云：

铁器原归厚德家，杂刑匪独老和黄。朱评陆注同因显，柳谤韩誉两不妨。完帙幸存书著楚，失篇却胜代称唐。帝常师处王友处，戒合书绅识弗忘。

《古今图书集成》共卷，分类典，马氏将其与这些诗词一起装成匣，分藏柜，供于正庭，以此炫耀恩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