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礼记》有四十九篇，各篇来源不尽相同，王锷《礼记成书考》汇集各家见解后指出：《礼记》应是选辑自《汉书·艺文志》所录“《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记》等几种著作，以及《曾子》、《子思子》等已亡佚的儒家文献；而这些“礼记”所议论的内容，是今本《仪礼》十七篇以及散见其他古书或早已亡佚的古礼。

有关《礼记》的成书经过，历来论著甚多，台湾学者周何《礼学概论》分为附经而作、单独成篇、选编成书、定本流传四大阶段。我们结合出土文献来看，前两阶段的顺序是否必然，还有待商榷，因为先秦既有附经而作的记文，也有单独成篇的记文。本书将这两阶段放在一起，并根据出土文献补充说明如下：

（一）附经而作与单独成篇

早期《礼记》附经而作，可从今本《仪礼》看到证据。今本《仪礼》十七篇，其中十一篇经文末端都有个“记”字，然后接着书写发明经文的内容，如《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这可能是当时学者读礼经时，在每卷经文后面的空白竹简随手附记说明或感想，这些记文便是早期附经而作的痕迹。

单独成篇的形态，在先秦也已经出现。以今本《缁衣》为例，战国时期郭店楚墓竹简及上海博物馆购藏竹简各有一篇《缁衣》，内容大同小异；又如今本《孔子闲居》，部分文字也见于上海博物馆购藏简（题为《民之父母》），这都是最好的明证。

汉初所见的《礼记》，也可能是单篇形式。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从四方民间搜集不少古书：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颜师古注：“《礼》者，礼经；《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礼记》与《礼》并列，可见学者有意将“礼记”别为一类。

又据《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叙》，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壁而得古文典籍数十篇，其中就有《礼记》。据此，李学勤《郭店简与〈礼记〉》认为：“《汉志》的‘《记》百三十一篇’便包括孔壁所出和河间献王所得两来源。”至于这两种“礼记”的流传形式，李学勤认为由于先秦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多以单篇行世，所以不管是河间献王得书或孔子壁中书，必有许多书的单篇；也就是说，上述所谓的“礼记”未必指书籍，可能只是通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