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初步统计仅明清两代徽州商人中的著名藏书、刻书家就有位之多如
据初步统计，仅明清两代徽州商人中的著名藏书、刻书家就有位之多。如歙县吴勉学，他家世代业商，博学藏书。“师古斋”是其藏书之处。据乾隆《徽州府志》记载，勉学“尝校刻经、史、子、集数百种，雠勘精审”。世传的吴勉学刻本有《毛诗》、《周礼》、《仪礼》、《春秋左传》、《资治通鉴》、《国语》、《国策》、《二十子》、《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大方性理全书》、《东垣十书》、《笔业正集、续集》、《事物绀珠》、《新乐府》、《楚辞集注》等等。《四库全书总目》收录的金代名医河间刘完素的医学名著《河间六书》(种卷)也是吴勉学辑刻的。另外经他手所刻的医书还有《伤寒六书》、《古今医统正脉》、《难经本义》、《针灸甲乙经》等，辑为《古今医统正脉全书》(种卷)。这么多医书的印行，对“新安医派”的形成无疑是大有帮助的。医书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都需要的实用书籍，从中最能赢利致富。因此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指出“吴勉学一家，广刻医书，因为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资费及十万”。由此可见书商的眼力和魄力。吴勉学的刻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尤其他刻的《二十子》和《楚辞集注》等本子更是“多费校雠”“舛讹绝少”，被当时人誉为“不下宋人”。
在徽商汪氏大族中，也有不少人持刻书之业。如休宁汪迁讷，字昌朝，室名“环翠堂”，曾做过盐运使。他多才多艺，尤工乐府、杂剧。著有《环翠堂集》，并刊刻问世，世称“环萃堂乐府本”。现存有传奇《义烈记》、《三祝记》、《彩舟记》、《重订天书记》和《袁了凡先生释义西厢记》；杂剧刻本有《广陵目》、《真傀儡》、《一文钱》、《再生缘》、《齐东绝例》。尤其后者合辑为《环萃堂精订五种曲》，传世极为稀少。此外他还刻棋谱《坐隐先生订棋谱》等书。据统计，汪氏其他刻本还有《二十一家集》、《汉魏六朝明家集》、《山居集志》、《春秋四传》等等。在历代书目著录里，汪氏刻本在徽刻中最多。
除上举吴、汪二姓，其他如程、黄诸世商望族亦均是刻书大家。盐商黄晟兄弟四人，俗称“四元宝”，乾隆时他在扬州建易园，在园中刊刻了《太平广记》、《三才图会》两部书。其弟黄履暹为名医叶天士刻医书多部。应该看到，在经商成风的徽人中，在虽“阀阅之家，也不惮为贾”的习俗影响下，这些私人刻书或书坊刻书，虽然都打上商品化的烙印，是商人的一种经营方式和手段，但在客观上却促进和繁荣了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
在清代，一些与盐商有密切关系的盐政机关的官员，也广为刻书，其中曹寅是其代表。康熙四十四年()，康熙看中盐商集中雕刻业发达的扬州，命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使曹寅刊刻《全唐诗》卷。此书从校补、缮写、雕刻、印刷到装潢无不尽善尽美，为清代刻书事业树立良好的楷模，亦成为刻书的一种标准特征，即所谓“康版”。它和英武殿版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除了《全唐诗》，曹寅还刻了《楝亭五种》、《楝亭十二种》、《词谱》等十几种书。嘉庆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间，两淮盐政机关又设局开雕了《全唐文》一千卷。由运库出资延揽博雅之士次第编校，前后用银多万两。虽然名义上这些银子取自运库，其实乃是盐商掏腰包，所以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卷五指出：“全唐文亦由盐商出资所刻。”这话是对的。
除了盐商私人以及盐政机关的刻书以外，一些徽商创办的义塾、书院的藏书刻书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晋江海安黄居中、黄虞稷父子办的“千顷堂”藏书最多时达万余卷。而作为明清四大刻书中心之一的徽州刻书中就有所谓“书院刻本”，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具特色。康熙初年，宣城施润章给徽州知府曹冠五的信中提到：“拙诗蒙镌书院”。这里的“拙诗”所指即是在紫阳书院刻印的康熙本《施润章诗集》。除了这本诗集，在紫阳书院所刻书目中还有雍正刻本《程朱阙里志》、乾隆刻本《御选唐宋诗醇》、光绪刻本《唐宋八大家精选层集读本》、《书经诠义》、《诗经诠义》、《乐经律品通解》、《乐府外集琴谱》等。其他书院亦多有刻本，如新安柳塘书院的万历刻本《新刻翰林评选注释程策会要》等等。这些刻本不仅质量好，数量也多，与其他各种刻书一起形成浩如烟海的徽州文化典籍。弘治《徽州府志》云：“徽素为文献之邦”。而作为文献之邦的标志就是保存大量文献书籍，对此，徽商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上所述，藏书、刻书已是商人很注重的生活情趣，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参予著书立说，跻身学者之列。这是因为一些学者名流很多出身于商人后代，还有一些人本身即是商人。如著名文学家戴震出身于商贩家庭；凌廷堪其父亦曾经商于海州；清代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是明正德年间由太原迁居扬州的盐商世家的后裔；而龙游商人童佩，一边贩书一边读书，不但有诗集，还有文集。《龙游县志》说他“性喜撰述，闭户属草必屡易后出，出则使人弹射其疵，往往未惬并其草削之不存一字”。由此可见其著述之严谨。徽商兼学者程梦星在其自家园林筱园中建一藏书楼，请方世举、韦谦恒等学者替他在书房中校书，题跋作记。在与这些学者的切磋砥砺中，声誉日增。作为扬州商总的江春，在自己的园林中建起“随月读书楼”和“康山读书处”，使得他家“名流代出，坛坫无虚日，奇才之士，座中皆满”。还有歙商吴家龙在锦春园建有御书楼，乾隆为之题名“文汇阁”，王文简等名士常集于此，研究学问。在以上所举中，以徽州商人居多，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财力资助以及自身的努力，才使徽州文人荟萃，出现了在当时学术成就领先于全国的“新安医派”、“新安画派”和“新安学派”。
商人著述并不限于学术方面，一些商人为经商方便，往往还编著一些商业专用书，在地理学方面、算学方面、文书方面均有著作。如目前残存的崇祯刻本《五刻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内容齐全，均切合商人实用。还有一部刻于崇祯，清初又加增补的《新刻张侗初先生分类四民便用注释增补五朵云三卷》(简称《五朵云》)，对于商贾平时的往来应酬文字，如开店贺喜、宴客请帖、各类书简文约等均可参照书中提供的套话，如法炮制，十分方便。值得一提的是，晚明张应俞编了一部《杜骗新书》，此书刻于万历年间，书中不少故事都是有史实根据的，尤其对商人的经营活动，生活起居，经商中被坑和坑人等等都有大量描写，实在是研究明代商人的重要文献。
另外由徽商程大位编写的《直指算法统宗》、晋商王文素编写的《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均是科学性甚强，应用价值极高的算学著作；而徽商黄汴所编《天下水陆路程》、闽商李晋德编撰的《客商一览醒迷》更是研究交通史、商业史的重要书籍。这些著作渗透了商人们的心血。它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商人们经商之余丰富多彩的创作生活和学术生活。
商人与诗词、书画
